过秦论（全篇）——〔西汉〕贾谊

　　过秦论（全篇）——〔西汉〕贾 谊

 

　　作者简介：

 

　　贾谊（前200前168），洛阳人，西汉初期著名的辞赋家、政论家，年轻时有才名，二十多岁即被汉文帝召为博士，不久升任大中大夫。由于他在朝廷上力主革除政治弊端，触犯了当时权贵们的利益，遂被贬为长沙王太傅。四年后，又被召为梁怀王太傅。怀王坠马身亡，贾谊自惭失职，郁郁而死。贾谊在政治上主张削弱藩王的势力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；对外主张以全力抗击匈奴，对内主张发展农业，增强国力。他的政论文如《论积贮疏》、《治安策》、《过秦论》等，分析形势，切中时弊，有深刻独到的见解，被鲁迅评为“西汉鸿文”，“疏直激切，尽所欲言”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。他的辞赋也很有名，以《鹏鸟赋》、《吊屈原赋》为代表。后人辑其文为《贾长沙集》。又著有《新书》十卷。

 

　　题解：

 

　　《过秦论》在《史记》中为一篇，载于《秦始皇本纪》之后，《陈涉世家》后又引第一大段。《文选》则分为上中下三篇，三篇实为一篇，分别评论始皇、二世、子婴三代的过失，总结秦亡的教训。贾谊写作此文，目的在于为汉文帝提供政治上的鉴戒。文章使用了前后对照的手法，铺陈排比，有一泄千里之势。在中国散文史上，《过秦论》首创了“史论”这一体裁，对汉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由于作者偏于注重文章豪迈的气势，文中列举的论据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。

 

　　原文：

 

　　上篇

 

　　秦孝公据崤函（xiáo hán）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；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 

　　孝公既没，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、蜀，东割膏腴（gāoyú）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（zòng）缔（dì）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[zhěn]、召(shào)滑、楼缓、翟（zhái）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（qūn）巡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（zú）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

 

　　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（chī）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（fān）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；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（qián）首；隳（huī）名城，杀豪杰；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（xiāo）锋镝（dí）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 

　　始皇既没，余威震于殊俗。然而陈涉瓮牖（yǒu）绳枢（shū）之子，氓（méng）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；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（dí）之贤，陶朱、猗（yī）顿之富；蹑足行伍之间，而倔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（yǐng）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 

　　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锄櫌（yōu）棘矜（qín），非铦（xiān）于钩戟长铩（shā）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,何也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（duó）长(cháng)絜（xié）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；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（huī），身死人手，为（wéi）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 

　　中篇

 

　　秦灭周祀，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养四海。天下之士，斐然向风。若是，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灭，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诸侯力政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，专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于此矣。

 

　　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而立私爱，焚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，安危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，并殷、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 

　　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，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嚣嚣，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；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；虚囹圄而免刑戮，去收孥（nú）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；发仓廪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；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；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节修行，各慎其身；塞万民之望，而以盛德与天下，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弭矣。

 

　　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以无道：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之宫；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；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纪；百姓困穷，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；蒙罪者众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

 

　　故先王者，见终始不变，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：“安民可与为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”，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在于戮者，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 

　　下篇

 

　　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，脩（xiū）津关，据险塞，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（chú）耰（yōu）白梃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，关梁不闭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，章邯因其三军之众，要市于外，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相信，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，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三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

 

　　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，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，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？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，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，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、势不便也。秦虽小邑，伐并大城，得阨塞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民未附，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，必退师。案土息民以待其弊，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身为禽者，救败非也。

 

　　秦王足己而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之惑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？当此时也，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也，--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阖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而忠臣不谏，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，岂不悲哉！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卿、大夫、士，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王霸征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震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千余载不绝；秦本末并失，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

 

　　鄙谚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之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 

　　译文：

 

　　上篇：

 

　　秦孝公凭据崤山和函谷关那样险固的关隘，又拥有雍州的土地，君臣固守疆土，暗中窥探东周王朝的虚实，怀有席卷天下、包举四方、囊括四海、吞并八荒之地的野心。这时，商鞅辅佐秦孝公，对内建立法规制度，鼓励农民种田和织布，修造防守和进攻的武器装备；对外推行连横政策，使诸侯之间互相争斗。于是，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。

 

　　秦孝公死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继承祖上的事业，遵循既定的政策，向南兼并了汉中，向西攻取了巴、蜀，在东面占据了肥沃的土地，割取了地势险要的州郡。诸侯们很害怕，共同结盟来设法削弱秦国：他们不吝惜珍奇的器具、贵重的宝物、肥沃的土地，用以招纳普天下的才士，“合纵”结成同盟，相互联成一体。在这时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。这四位君子都聪明、忠诚、讲信用，对人宽厚而友爱，尊重贤士，相约用合纵来离散秦国的连横，联合了韩国、魏国、燕国、楚国、齐国、赵国、宋国、卫国、中山国的兵力。于是，东方六国的士人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这班人替他们出谋献策，有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昭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这班人替他们互通消息，有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这班人替他们统帅军队，常常以十倍于秦的土地做后方，率领万大军，逼临函谷关进攻秦国。秦人大开关门，引敌入境，但九国的将士徘徊犹豫，结果逃之夭夭而不敢进击。秦国既未丢失土地、又不化费兵力，而各诸侯国已陷入了困境。于是合纵离散，盟约解除，各国争着割让土地去讨好秦国。秦国有余力控制并利用各国诸侯的弱点，追逐逃亡、失败的各国士兵，被杀的人多达百万，流的血可以漂浮起大盾。秦国乘着胜利的机会，宰割天下的土地，分裂各国的河山，迫使强国请求投降，弱国入秦朝拜。

 

　　延续到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他们在位的时间短，国家没有重大的战事。到了秦始皇，他继承了六世祖先积聚的功业，挥动长鞭统治天下，吞并了周王朝，又灭亡了六国诸侯，终于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，统治了天下四方，手执棍棒鞭挞天下百姓，威震四海。他向南攻取了百越的土地，设置桂林郡和象郡。百越的君主低着头、把绳索套在脖颈上前来投降，听命于秦朝的官吏。于是，又派遣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，以防守边境，把匈奴击退了七百多里。匈奴人不敢再南下放马，士兵也不敢挑起战事报仇。

 

　　于是，秦始皇完全废除前代君王治国的原则，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，以使百姓愚昧无知。又毁坏六国的名城，杀害六国的豪杰俊才，收集全国的兵器聚集到咸阳，销毁锋刃而铸成钟鼓，又制作十二个铜人，以削弱百姓的力量。然后据守华山以为咸阳的城墙，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，据守着亿丈高的城墙，下临深不可测的护城河，以为这样就固若金汤了。又派遣良将手持硬弓，驻守要害之处，派遣忠实的大臣率领精锐的士兵，手执锐利的兵器盘问过往的行人。天下已经安定了，秦始皇的心里，自以为关中地势的坚固，就象千里铜墙铁壁，真是子孙后代称帝万世的基业。

 

　　秦始皇死后，他的余威还波及偏远地区。然而，陈涉，这位用破甕作窗、用绳子拴着门板人家的子弟，卑贱的农夫，后来是谪罚戍边的士卒，才能不及一般人，又没有孔子、墨子的贤能，陶朱公、猗顿的富有，置身于士卒之间，却崛起于行伍之中，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兵，统领着数百人的队伍，辗转推进，攻打秦朝。他们斩断树木作兵器，撑起竹竿当旗帜，天下人象云集般汇聚，象回声般响应，身背粮食如影随身般地跟从陈涉，于是，殽山以东的豪杰英俊就一齐起来消灭秦王朝了。

 

　　至于秦朝的天下，并没有受到侵夺而缩小削弱，雍州的土地，殽山和函谷关的险固，仍然和过去一样。陈涉的地位，也不比齐国、楚国、燕国、赵国、宋国、卫国、中山国的君主尊贵；他手中的锄头和木棍，并不比鉤戟长矛锋利；谪罚守边的士卒，战斗力并不超过九国的军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的战略战术，又比不上过去六国的谋士。然而，成功和失败却发生了变化，建立功业的人正好相反。如果比较一下殽山以东的诸侯国与陈涉的强弱，比较二者的权势和实力，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。然而，当初秦国凭借小小的国士和千辆兵车的国力，却迫令八州诸侯称臣，使原先位处同列的诸侯入秦朝拜，达一百多年之久。然后以天地四方为家，把殽山和函谷关当作宫墙。谁料陈涉一人起来发难，秦朝的社稷就毁灭了，国君死在别人的手里，被天下人嘲笑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就因为不施行仁义，而攻守的形势也就不同了。

 

　　中篇：

 

　　秦统一天下，吞并诸侯，临朝称帝，供养四海，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，为什么会像这样呢？回答是：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。周王室力量微弱，五霸相继死去以后，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，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，强大的侵略弱小的，人多的欺凌人少的，战事不止，军民疲惫。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，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，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，在这个时候，应该保住威权，稳定功业，是安定，是危败，关键就在于此了。

 

　　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，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，不信任功臣，不亲近士民，抛弃仁政王道，树立个人权威，禁除诗书古籍，实行严刑酷法，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，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，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。实行兼并，要重视诡诈和实力；安定国家，要重视顺时权变：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，它的路线没有改，他的政令没有变，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。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，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。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，顺着商、周的道路，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，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，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。所以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，名号卓著，功业长久。

 

　　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，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。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，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。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，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。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。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，君臣一心，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，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，割地分民，封赏功臣的后代，封国立君，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，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，免去刑戮，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，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。打开仓库，散发钱财，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；减轻赋税，减少劳役，帮助百姓解除急困；简化法律，减少刑罚，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，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，改变节操，修养品行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；满足万民的愿望，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，天下人就归附了。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，唯恐发生变乱，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，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，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，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。

 

　　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，破坏宗庙，残害百姓，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，重新修建阿房宫，使刑罚更加繁多，杀戮更加严酷，官吏办事苛刻狠毒，赏罚不得当，赋税搜刮没有限度，国家的事务太多，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；百姓穷困已极，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。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，上下互相欺骗，蒙受罪罚的人很多，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，连绵不断，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。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，人人心中自危，身处穷苦之境，到处都不得安静，所以容易动乱。因此陈涉不凭商汤、周武王那样的贤能，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，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，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。

 

　　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，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，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，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。这样，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，也必然没有人响应，得不到帮助力量了。所谓“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”，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尊贵到做了天子，富足到拥有天下，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，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。这就是二世的错误。

 

　　下篇：

 

　　秦朝兼并了诸侯，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，修筑渡口关隘，占据着险要地势，修治武器，守护着这些地方。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，振臂大呼，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，光靠锄把和木棍，虽然没有给养，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，横行天下。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，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，长戟刺不了，强弩射不了。楚军很快深入境内，鸿门一战，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。于是崤山以东大乱，诸侯纷纷起事，豪杰相继立王。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，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，在外面跟诸侯相约，做交易，图谋他的主上。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子婴登位，最终也不曾觉悟，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，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，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，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，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。

 

　　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，有大河环绕，形成坚固防御，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。从穆公以来，一直到秦始皇，二十多个国君，经常在诸侯中称雄。难道代代贤明吗？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！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。在这种时候，贤人智士会聚，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，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，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，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，为他们打开关塞，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。难道是因为勇气、力量和智慧不够吗？是地形不利，地势不便啊。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，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，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，紧闭关门据守险塞，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。诸侯们出身平民，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，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。他们的交往不亲密，他们的下属不亲附。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。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，就必定退兵。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，让人民休养生息，等待秦的衰败，收纳弱小，扶助疲困，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，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。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，富足拥有天下，自己却遭擒获，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。

 

　　秦王满足一己之功，不求教于人，一错到底而不改变。二世承袭父过，因循不改，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。子婴孤立无亲，自处危境，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，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，秦朝灭亡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，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，纠正主上之过，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，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。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，重叠双脚站立，闭上嘴巴不敢说话。因此，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，而忠臣不敢进谏言，智士不敢出主意，天下已经大乱，皇上还不知道，难道不可悲吗？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，所以设置公卿、大夫和士，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，天下因而得到治理。强盛的时候，禁止残暴诛讨叛乱，天下服从；衰弱的时候，五霸为天子征讨，诸侯也顺从；土地被割削的时候，在内能自守备，在外还有亲附，社稷得以保存。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，繁法严刑，天下震惊；等到它衰弱的时候，百姓怨恨，天下背叛。周朝的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，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。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由此看来，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！

 

　　俗话说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，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）。因此君子治理国家，考察于上古的历史，验证以当代的情况，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，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，做到取舍有序，变化适时，所以历时长久，国家安定。

 

　　赏析：

 

　　西汉文帝时代，是汉代所谓的“太平盛世”。贾谊以他敏锐的洞察力，透过现象，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。当时，国内封建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、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加剧，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。为了调和各种矛盾，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，贾谊在《陈政事疏》、《论积贮疏》以及《过秦论》等著名的政论文中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。本文就是以劝诫的口气，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，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，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。在谈到写作目的时，贾谊说过他之所以要“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”，主张“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”，其目的是求得“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”（下篇）。

 

　　《过秦论》共有三篇。其中写得最好、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。它最早附见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篇末，列为第二篇；后来褚少孙补《史记》，又把它单独附在《陈涉世家》的篇末。《汉书》《文选》也都选录了这一篇。今传贾谊所撰专著《新书》，当由后人搜辑而成，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“上篇”。在《史》《汉》《新书》《文选》四部书中，本篇凡五见，文章字句颇有出入。

 

　　从明、清到当代，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《过秦论》（上），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。如清人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》中评它为“雄骏宏肆”，近人吴闿生在《古文范》的夹批中评它“通篇一气贯注，如一笔书，大开大阖”。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，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，一气呵成，是古今第一篇气“盛”的文章。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

 

　　从语言的角度看，所谓气盛的文章，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，本篇固不例外（如第2段中从“于是六国之士”以下，先用一“有”字领起，贯穿下面三句，罗列了大量人名，就是排比句式；如“蒙故业”以下四句，每两句一对仗，就是对偶句式。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，如开头说秦孝公“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”即是）。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。在古典散文名篇中，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，却不一定篇篇气盛。如孔稚圭的《北山移文》，造句或排或偶，比比皆是，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。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，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，而不是主要因素。

 

　　《过秦论》主旨在于分析“秦之过”，旧分上中下三篇，其实本是一篇，最广为流传的《过秦论》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，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，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，“仁义不施”而不能守天下。而在中篇和下篇，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。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，结束了多年的战乱，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，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，反而焚书坑儒，以暴虐治天下；到了二世时，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，终致国家倾覆。《过秦论》的下篇后部分，作者承接前文，指出在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”的时候，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，“闭关据厄”，“荷戟而守之”，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，以后“安土息民”，徐图发展，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，但是遗憾的是，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，导致上下“雍闭”，子婴孤立无亲，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。